從文體論來看,論述說明(discursive and expository)有它的敘說表達方式,抒懷寫意(lyrical and impressionistic)需要另一種文字節奏,始能有效傳遞,凡此種種皆與語言的律動離不開關係。楊牧的書卷氣的浪漫與抒情,不同於亦健亦豪的秀筆張曉風,與「感到趕到敢到」痛快淋漓的許達然。張愛玲的世故練達蒼涼,與木心情思轉折的戲劇感與詩一般的智慧,表面近似,沉吟摩娑,會發現細部的不同,不僅技巧不同,節奏感的著重點亦有異,他們的散文音樂意趣各擅勝場。
廖雁平孜孜追述稻田、麻雀、稻草人、蒼鷹、烏鴉的叫聲「無謂─無謂─」。我開始以為他要嚐試撰寫漢語版《麥田捕手》(The Catcher in the Rye),誰知文章不足千五字即戛然而止。廖雁平的第二篇〈七粒紅豆〉,像當前網路流行的截句詩,簡單,不,簡陋,應該說它更像一部奇情電影的劇情概要。這種無厘頭寫法與後現代無關,是作者與當事人雙方都同意的刻意大塊斧削,記其事,不寫真。這種「懷素寫法」,是《傾國傾城》范柳原於香港淪陷的廢墟斷牆下,見到白流蘇那一刻,刀一般的決斷。這種寫法叫著「極簡主義」(minimalism),名稱好聽,社友們不宜學。
把散文美文化固不可取,但把散文詩化或部分詩化,像李宗舜、張樹林、陳鐘銘……都傾向詩化散文,宗舜把他的現代詩改頭換面成散文,散文的邏輯因而稀釋,寫到第六篇,已近散文詩或分段詩。張樹林的夢話「擱置不信」(suspension of disbelief)放逐邏輯,夢話其實是詩話,用夢呈現,多了幾分神祕詭異。